瞭望丨习近平总书记的矛盾观

现代知识产权的运作闭合化过程，使它有效排除了外界环境的干扰——无论是个体的竞争性权利请求，还是行会的技术性垄断要求——它使自身逐渐变成一个封闭性运作的系统，并因此从古典的决疑法（casuistry law）转变为现代的抽象法（abstract law），这个领域的法律第一次变成反身性（self-reflexive）的了：它变得关心自身，关心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它向世界所呈现的形象。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三联书店2012年版。〔4〕而第二篇文章则因为率先讨论《秋菊打官司》引发学界(主要是法学界)对这部电影的持续关注,从而形成了一个法学理论的解释传统。

在苏力开创的批判法律传统之后,形成了两个批判的高峰。[61]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权利法治论在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它本身就以自然权利这种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权利法治论本身将传统自然法理论转化为自然权利理论,从而终结了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21〕如果我们从学术角度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无论是文章结构安排,还是理论阐述深度,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都是一篇论理严谨、推理严密的学术论文典范,虽然苏力的文笔一贯很轻松、很幽默,很有文学味道。

[49]关于西方三次启蒙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参见甘阳：启蒙与迷信,《文汇报》2011年11月28日，第11版。因此,在围绕《秋菊打官司》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中,唯有冯象基于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理想图景能够始终秉持坚定不移的法律批判立场,而这种理想图景的建构恰恰在于坚持人人平等这个朴素的自然法理念。何谓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公职？按职务，还是按其实际权力，或仅相对于其影响的范围，来确定？若按职级，处长是，那么县里的局长（科级）就不属公众人物了？但真实情况是，在中央机关一个处长可能只管几个人，正处调研员则只能管他自己，并无什么决定权。

真正的国学大师，不但应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且懂得并践行了仁义礼智信，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但也只是可能，仅证明李辉缺乏善意还不够，文需要证明李辉有恶意，或是李是张口就来，完全没有根据。韩婴撰：《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322页。[48]为提升在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大陆法系的法院判决一直有意隐藏分歧意见，不披露异议者的名字。

[2]李辉：《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北京晚报》2009年2月18日。但引发这以变化的最重要变量，是社会变迁，是隐私发生的以及隐私权所要应对的社会环境改变了。

期待高，一旦失望，情感失落的强度也更大。如果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光彩或令人尴尬的信息，每个人的这类私人信息在不同程度上都为他人知道，在社区中相互揭露隐私就起不到其在现代社会中可能起到的警示陌生人的作用，甚至一定引发相互揭露对方的不光彩或丢人的信息，只会激发矛盾，且难以缓和。当然这也要有些证据，但人们对证据的评判差别很大。真相只是某些利益关涉者的说辞，用来掩饰其真正关切——如媒体的商业利益。

今天中国自然没有理由照搬历史中国的为尊/长/贤者讳和不揭短的规范做法。[46]Mario Puzo, THE GODFATHER, Penguin Books,1969, p.61. [47]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ESCOURSES, Random House,1950, chs.17,19. [48]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pp.241-245. [49]〔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修订版），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总统、参议员、政府部长、州长这类选举产生的公众人物是确定政治性的，但其他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卸任多年的前官员就很难说了。[37]2009年3月20日法国地方法院紧急审理法庭作出裁决，认定《巴黎竞赛画报》刊登法国社会党前总统候选人罗雅尔与一名看约50多岁的男子手挽手走在西班牙城市街头的私生活照片侵犯了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私隐。

没有人仅因某演员人品好就成为其作品的粉丝。[50]超出主权豁免说，布莱克斯东和白哲特曾先后论证了君主不可能有错为什么是英国宪制一项必要且根本的原则。

[43]‘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8页。符合人性的应予以足够理解，却未必就得尊重甚至追捧。

而且，公众如今也日益察觉媒体的商业利益，与公众关切会有重合，但并不完全重合。甚或相应的中小学校长。李辉质疑的第三点，文的国学成就，对广大受众已完全不重要了。当涉及隐私时，人们并不真相至上。【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博士。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它追求了一个更为系统和统一的关于隐私的法理，更具整合力，对相关案件或事件有更强的统一的解说力。

或隐私权和表达自由哪个更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如今国学还有某种精神安慰或娱乐作用。

只要曝光的个人隐私表明影视明星在其日常生活中不像其在影视作品中清纯、道德，这也意味着她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本色演员，也就表明她们在影视作品中展示了其独到的演技，使她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比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更美丽、清纯和动人。辩护者和文在此诉诸了中国人有关个人隐私的两个基本规范，揭人不揭短，以及为长者讳和为尊者隐。

由于信用品程度不同，或说相比之下，一是信用品，一是检验品/经验品，我们就可以看出文怀沙与艳照门女星之间的重要差别。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对已有信息的这类有限利用，不能视为侵犯公民的隐私。

可参见Robert D.Putnam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Schuster,2000, at 35-36。国外的典型范例，则是英国当年的戴安娜王妃。文及其辩护者都有意回避了李辉的具体质疑[16]，还不时顾左右而言他。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即便是政府官员、影视明星，其隐私权也不得被新闻自由权随意侵犯。五、不同的信用品——兼论艳照门事件 这两个虚假信息，对文的声誉及其背书的信用品的打击真的如此巨大和彻底吗？如果是，又为什么？因为曾有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收拾的丑闻，一旦风头过去或尘埃落定，丑闻当事人就重出江湖。

国家机关一个处长或巡视员或调研员是官员，按此分类算是政治性公众人物，其实人们一般不关心他们，除非他们惹出什么大事。因为她/他们之前通常并未从公益广告中获取经济利益，先前的公益广告更多是从她/他们的形象中获益。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为尊/长者讳会变成一种总体上对社会有利也有效率的私密信息运用。第三个因素，很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农耕社区治理的需要。

[34]美国普通法实践就是如此。但在这个种种荣誉称号和头衔普遍贬值的时代，这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理由首先是这里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公众利益。回想之前一些媒体曝光隐私的事件，2006年8月《东方早报》爆料王菲女儿豁唇[17]，2003年10月我国台湾地区《东周刊》封面曝光香港某著名女影星被掳裸照[18]，都不是假相，不少民众还曾以抢购表达了他们欢迎这些真实信息，却仍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抢购这些信息的人，对媒体曝光这些真相表示了反感。

对一位接近90岁或100岁的老人，把他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说的荒唐话全都翻出来，这似乎有点过了。文1981年退休（后转为离休），不涉及就业或晋升或婚姻。

同样的逻辑一定要求考虑和顾及个人私密信息的披露方式或程度。一个品格高尚、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就这样塑造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光彩的个人私密信息曝光为什么导致文，却未导致这些演艺明星，以各自形象背书的信用品崩溃？ 文通过媒体同受众交易的产品是一种纯粹、彻底的信用品——以文的虚假信息构建的国学大师声誉和权威，以及以此背书的他的其他国学产品，完全没法经验验证。广大受众也不会因她/他们的隐私曝光而怀疑公益广告，降低了对公益广告的信任。